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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在民风开放的藏区插队 | 二湘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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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区插队纪实 1
文/东湖逸翁
平田整地的少男少女们
高中延迟毕业后，我去迭部县联系插队未果，只好在林区打工挣钱。几个月后，一九七一年秋天，我申请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大族公社插队劳动。先坐班车离家来到卓尼县城。在县城等待中，生产队来人，还派了一匹马，把我的行李和书籍杂品驮上，来人不多话，默默地牵马前行，我跟在马后，沿着崎岖山路走了大约七八公里，到公社办理相关手续，然后又走了几公里更崎岖的山道，就到了村里。
这是一个藏族村寨。村名很特别，那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字，常用字典里根本查不到，属于那种被岁月湮灭了的古体字或异体字，也许当初是由藏语村名的发音直译而来。直到几个月后，12月中旬，队长接到电话，通知我去公社几天。原来是公社文书让我去帮忙，无非是抄写整理一些材料，并把文件装订成册，书写封面文字等等。当时文件都是手写体刻蜡板。我发现，县上的文件，都用铅字打印机，涉及这个村名时还得先空下来然后用手写体在蜡纸上填上去。许多年后，我费尽周折，查阅《康熙字典》，才查到这个字：癿(bie)；用现代语音念出来，柯癿村名就是“柯儿别”。
当时，藏区的教育事业还很落后，自治州只有两所完全中学，卓尼县只有初中，没有高中。公社基层干部大多只有小学文化。我是到这个公社的第一位插队知识青年。公社书记、主任很重视，叮咛生产队长一定要安排好我的生活。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我，从来没有明确地给我派活。我住的房东家是善良淳厚的藏族人，给我单独一间房，炕填烧得很热。炕中心放一张矮腿大炕桌，我每天盘腿坐在炕桌旁，照例看书写字画山水。
过了一阵，天气冷了。每天早晨，听到生产队长的喊声，我自觉地去大场参加摊场，即把待碾的粮食束子（捆）拆开来，平摊在大场上。太阳出来后，就用几对犏牛各拉着一个石磙子，百遍千遍地滚碾，待粮食作物或油料作物脱粒后，把禾草堆垛，把颗粒堆积起来，用木锨迎风扬撒。没有完全脱粒的，还要挑出来铺平摊开让妇女们用连枷拍打。这些都是技术活，不让我干。
那时全国都在学大寨。大寨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大修梯田。公社给各大队、生产队都下达了平田整地的任务。尽管文件里提得很重要，公社领导讲得也很严厉，但各村都把这视为一项软任务，采取的是“支差使”的应付态度。
既然是“支差使”，生产队长就让我领着一些半劳力，每天早饭后去阳坡山上指定的地块里平田整地。这些半劳力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，还有属于照顾对象的待嫁姑娘们。
早饭后，大家背着背篼，拿着铁锨、镢头来到山上，日头已八竿高了。活儿很简单，就是把山坡地块里高处的土往低处挖填。稀里糊涂干上一阵，他们远远看见大场里碾场的犏牛卸了架，人也走了，就喊: “吃晌午了，吃晌午了。”意即吃中午饭了。
山上的中午饭很简单。大家的褡裢里都装着青稞面贴饼或拌糌粑团。房东家也在我的黄背包里装着这两样吃的。我还带着县上给知青配发的军用水壶，装满了凉开水，大家抢着喝。因为这一带的村庄和邻县的汉族村庄插花似的散居在一起，所以，除了一些老年人，大家都会说汉话，交流基本不成问题。
吃过晌午，他们照例要打打闹闹。我就找一处暖和背风的草坡，坐着或者躺着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翻看随身带来的闲书。
他们的游戏通常是斗牛。即一对一或男女分队竞赛。参赛双方都用双手把一条腿从膝盖处弯曲着盘起来端成平面，用另一条腿跳跃着，互相用平端着的膝盖去顶撞或击打对方。在激烈的对抗中，如果有一方站立不稳跌倒在地，或者身体失去平衡，迫使自己放下端着的那一条腿，就算输了。这一游戏我们在学校时也玩过，但只限于男生和男生之间对抗。想不到这些村姑们也玩这种体力消耗巨大的游戏。有时也男女组合比赛踢羊毛或狗毛毽子，刹时间就尘土飞扬。
一天下午，不知哪位半大小子言语过火，动作过头，惹急了一同打闹的姑娘们。这些姑娘一吆喝，把几个静静地坐在地塄坎边纳鞋底、绣袜垫的待嫁姑娘发动起来，一起扑向那个半大小子。平田整地的小子们本来就人数少，姑娘们人多势大，明显占上风。三下两下，就把那个半大小子扑倒在地，掀起皮袄，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，并且往裆部狠狠撒了几把黄土。旁边的小子们虽然都在帮忙往外推搡这些女子，但无奈寡不敌众。得胜的姑娘们哈哈大笑，一哄而散。那个半大小子不慌不忙，慢悠悠地站起来提着裤子，大声喊叫，指名道姓地说是改天一定要把那位姑娘的裤子脱下来。逐渐聚拢的姑娘们互相提醒，以后到地里来，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并且都要把布裤带系成死扣，让他们一下子解不开。
当时我有点惊愕。我们在学校时，男女生是连话都不敢多说的，免得别人瞎起哄，起外号。
一个小子喘着粗气坐到我身边，说今天儿子娃太少了，要是我能参战，情形就会改变。见我摇头，他指着远处嘀嘀咕咕的一位姑娘说，有一次进山拾柴，半大小子多，休息时胡闹，就把她的裤子给脱了。直到姑娘急得大哭才罢休。
也许是我的制止起到了作用，也许是我的不参与减弱了他们的兴趣，从此，这样的打闹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但是有一天姑娘们坐在地边唱山歌时，一位小子告诉我，她们在编“花儿”奚落我。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高，看得太奘。我无奈地笑笑：自己不参与打闹竟然使她们扫兴。
幸好，平田整地只是阶段性任务，大约二十多天就结束了。这时村庄已经进入冬闲时节。我依旧成天盘腿坐在大炕桌旁，在自带的小砚台里磨一点墨汁，画几张小幅的花鸟或山水。残墨就用清水兑淡了，在生产队部拿来的旧报纸上练习行书大楷。当时的报纸第一版都有领袖头像，我只能在二三四版的位置写写画画。
很快进入腊月。家家忙着宰年猪、磨白面、置办年货，扫房。社员们都来看我给房东家画的窗花。无非是小幅简笔花鸟和山水。闲谝一阵，就求我给他们也画窗花。我一一答应。画好后，次日他们就拿去张贴。
我开初心中有点忐忑。因为这些都属于“四旧”，怕招来非议。但找我画画的又都是贫下中农，不能推托。我几乎给全村家家户户都画了窗花。公社干部下队来，不但不说什么，还表扬赞许。看样子，在这偏僻的藏族村寨，对知识青年和传统文化的态度比内地要宽容多了。
这期间，生产队给我住的房东家补贴一些工分，我就在他家同吃同住，并抓紧自学，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赶鸭子上架当编导
春节过后，已是1972年的春天。为庆祝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30周年，县上要求各公社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，歌颂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，歌颂工农兵，歌颂“农业学大寨”的辉煌成果。作为知识青年，我自然成为首选成员。接到通知，我就收拾起行李，生产队派了一匹马，驮上我的行李，并派了平田整地时的一位小伙伴，送我到新的驻地。从此，我就告别了这个村名要用异体字书写的小村庄，除了夏天巡回演出外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宣传队驻地临近洮河岸边，在国营林场废弃的一排简易工棚里。墙和顶棚都是木板拼接钉成，屋顶覆盖一排排灰色石棉瓦，下雨时滴滴答答漏水。排练厅兼宿舍有五间房那么大，都是木板大通铺。工棚是就地搭盖，地面都没做任何处理，随着天气转暖，不久就长出一丛一丛的青草和小花来。
清明前的一天下午，虽然天气阴沉着，但洮河两岸早已柳绿花红，芳草碧透。她俩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炸药，让年轻队员们填塞进两个空酒瓶里，再从瓶口插进去用半截导火索连接着的雷管，再用湿泥巴糊住瓶口。然后带着大家来到洮河边，找到一处静水回湾。有一名小伙子在生产队炸过石头，自告奋勇当了爆破手。他点燃一根香烟，用香烟头依次点燃导火线后，扔进不远处水里。我们都躲在大树背后，听到两声沉闷的水下瀑炸声后，就一窝蜂跑到河边。一会儿，就看到有一团团银色的条块陆续浮上水面，都是被震昏了的洮河石花鱼。大家手忙脚乱，用帽子、竹篮、背篼捞捡。眼看有些离岸较远的鱼随着水流慢慢向下游漂去，我们都急了，男队员们纷纷脱下鞋袜跳下水去捕捞，我也拿了一个背篼跟着跳下水。尽管有一些鱼随波而去，还有一些鱼从片刻的晕眩中苏醒过来就迅速地翻转肚皮钻进了水底，我们还是收获颇丰。回来换掉湿衣裤，我们都很兴奋。晚餐时，杨干事和包医生使出烹饪手艺，清蒸、油炸、炖汤，全体队员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鱼宴。那鲜美的“三月桃花鱼”的味道，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垂涎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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